记者韩冰报道

2017年外援调整费的出台，已经严重影响了中超的引援投入。中国足协在即将到来的2019赛季推出的新政策堪称中国版的《金融公平法案》。

根据最新征求意见稿显示：“四大上限”中的“注资上限”不仅规定了俱乐部赛季支出上限（12亿元），还限制了俱乐部幕后老板向俱乐部注资上限为6.5亿元。俱乐部工资支出上限为总支出的65%。 “工资帽”规定，国内球员2019年新签合同也必须接受1000万元个人工资（不含奖金）的税前限额。

可以预见，明年转会期的冬窗将是真正的“冬窗”。

显然，与此前的外援调整费相比，这种从总支出到母公司注资金额、薪资比例以及国内球员个人工资帽的全方位限制，显然对中超的投资是毁灭性的打击。联赛新赛季。

每家具乐部的总支出限额为12亿元，这意味着上海上港此前签下奥斯卡这样的大交易几乎完全不可能重演。仅奥斯卡的转会费和税前工资就将近7亿元，这已经是俱乐部赛季支出的一半以上了。无论是支出还是工资比例都无法达到标准。

中超近年来冬窗投资在2016年和2017年达到高潮，2016年冬窗总投资达到3.48亿欧元，2017年超过4亿欧元。但2018年，由于外援配额减少和调整费全面实施，冬窗投资下降了近三分之二，仅为1.36亿欧元。

至于2019年，虽然恒大以两笔价值接近7000万欧元的交易买断了保利尼奥和塔利斯卡，但由于这一新规定，恒大将面临巨大的违规压力。仅这两个人的转会费和年薪，明年就需要大约8.8亿元的支出。如果加上两次转会费带来的外援调整费，恒大已经超出了赛季总支出上限。

当然，恒大可以选择今年完成交易，但这样的边缘镜头和规则漏洞能否实现则是另一回事了。

就目前国内顶级俱乐部的外援配置和薪资空间而言，税后薪资总额几乎在4000万欧元左右。上港高达4500万，恒大3500万，苏宁、华夏、国安都在3000万欧元左右。这意味着每年仅援外的工资支出就至少超过4亿。

如果要达到薪资占比低于65%的硬性目标，当支出总额达到12亿元上限时，薪资总额也必须控制在7.8亿元以内，这意味着如果想要替代外援的话，几乎只能支付比现在工资更高的钱。低的。

如此严格的支出和薪资限制对于目前的中超俱乐部来说几乎是一场灾难。包括权健和华夏在内，今年开始的外援净流出已经证明，在如今的中超环境下，顶级外援很难获得前两年那样的优厚待遇。

65%工资红线意味着工资以外的费用上限为4.2亿元。即便全部用于转会相关费用，也依然会低于5400万欧元。再加上外援转会费调整费的限制，明年各俱乐部的转会费投入必须完全达标，最多不能超过2700万欧元。这仍然是最慷慨的估计。实际上，只能低于这个数字。

国内球员新合同年薪的限制几乎完全消除了国内顶级球员的交易量。原因很简单。在目前国内顶级球员的年薪几乎都会突破上限的情况下，一旦转会，他们将面临无条件的薪资硬着陆。

过去两年花费数千万甚至上亿元的国内球员交易，今年冬天几乎不可能再发生了。外籍球员交易因调整费和薪资限制而被迫大幅下降，而国内球员则陷入新合同签订时降薪问题尚未解决。唯一能更活跃的，就是原本年薪不高的新秀之间的交易。

这样史上最严格的《金融公平竞争法案》基本上意味着俱乐部母公司的投资对于没有天价电视转播收入和商业收益的中超联赛不再产生任何市场效应。